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习近平1990年3月有关秘书工作的讲话，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十八大以来，多位曾担任过领导秘书而后转任要职的干部被查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国内多地近来又开始了新一轮清理违规配备专职秘书的工作。（4月28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尤其是“一把手”的秘书。秘书们事无巨细、不分公私地为领导服务，本该领导自己的做事情也委托秘书代理，吃、穿、住、行有秘书陪同服侍，讲话、发言、谋事更是有秘书代劳。如此不用动脑，也不用动手，高高在上的姿态不仅容易使领导产生懒散、依靠心理，更是滋生出了“四风”顽疾生长的土壤。当然，秘书也是处在非常关键的特殊位置，是上通下达的关口，现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想通过打通秘书这个关节来接近领导干部，进而大搞权钱、权色交易，以谋取不当利益。
　　近年来，领导“身边人”特别是秘书腐败案件历历在目，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秘书”的落马，往往会成为引发一个地方官场震动的震动器。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于是要求清理乃至取消专职秘书的呼声渐高，新近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在此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早在2003年，四川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而2005年该省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可见反弹之迅速之猛烈。看来，取消专职秘书几近达成共识，若照此办理，用不了多久，借一句流行语：中国再无秘书。
　　当然了，我们还不能把秘书与腐败划等号。但是却需要看到，由于秘书与领导干部的特殊关系，其可以获得大量的内部信息，甚至是可以直接盗用公共权力进行寻租，领导干部无人敢监督又导致了领导秘书无人能监督，在此情况下，很多秘书更是毫无畏惧，不仅肆无忌惮地攫取公共资源，更是表现得“乐于助人”，凭借着关系优势的稀缺性和垄断性，通过寻租市场，将其转化成资源优势，最终造就了独特的秘书腐败现象。不可否认的是，倘若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利不是过于集中，在外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秘书腐败现象肯定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就当前的秘书制度来讲，其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过于强调政治性，职业性和专业性重视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秘书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就目前来讲，最需要做的不仅是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还更应该促进秘书的职业化建设，规范领导与秘书之间的关系，比如，加强对秘书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等制度的信息透明度；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等制度；规范秘书选拔任用的民主决策程序，健全各个过程的监督机制……从而由内向外地清楚权利寻租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遏制秘书腐败。否则，我们的生活就如蝼蚁，既可以被赐予也可以被剥夺，全都看权力的脸色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