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走了，这个可爱的小天使还是走了，在晨光熹微、黎明还未降临的凌晨三点。她才两岁，本应是依偎在父母怀中咯咯笑的年纪，却还未领略人间的美好，就这样走了……
    或许，她还在抱怨人间的冷漠，或许更期待到处是阳光、鲜花的天堂。小悦悦被碾，18名路人默然经过而不施救。道德的沦丧，令人闻之掩涕。撒手人寰的噩耗传来，我们每个人都在默哀。不仅仅为小悦悦，更在为我们自己，为我们人性的狭小和尘世的灰暗冷漠而悲痛！点一根蜡烛，点点火光，悼念逝去的美好……

●道德与法律，谁更能驱走冷漠？
    小悦悦走了，留给人间的是对无尽冷漠的谴责。随即，一个“校长撑腰体”红遍网络。——“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此帖被海量转发之时，更成为社会抵制冷漠的呐喊。
    纵观如今的社会，无疑是冷漠的。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从来不缺“坏消息”的新闻，层出不穷下让公众产生了钝感，在麻木中人性渐失。不可否认，对小悦悦的悲剧，无不遗憾，对人情冷漠，舆论鞭笞谴责。然而，无论是现场路过的冷漠，还是事后媒体的围观，我们猛然发现，世界的运行规则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围观”和批判而改善，不公平和非正义依旧随时找的见痕迹。舆论的对人情冷漠的批判，难道真能挽回金钱社会里一丝丝人心的良知？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纵然舆论的压力能令丑陋一时压制，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拯救到处充斥金钱的地球。看看那些“撑腰体”吧！编者想问：在法治社会里，能为人撑腰的究竟应当是法律，还是拥有权力、金钱，或者是具有一技之长的某个人？俗语有云，好的道德让有道德的人成为好人，好的制度却能让所有的人成为好人。在小悦悦的冷漠社会里，公序良俗的恢复和修正需要的是从制度层面进行道德重建和信仰重建。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的诊断，“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虽然，中国还没有类似“好撒马利亚人法”的见义勇为法，或许，道德立法真的确实存在举证困难的难题。但谁也不可否认，“惩罚见死不救者”，的确可以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给好心人因道德行为被诬陷予以法律保障，让人人都参与到从道德呼喊到制度重建、从修复制度之伤到道德行动的自我救赎中。毕竟，中国“救助他人者反被诬告”的怪癖是司法当局“弄清真相、惩恶扬善”该做的事。不能因为你的不好做，而给全民以“明哲保身”、“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暗示，从而让社会更加冷漠。

●小悦悦之殇，儿童监管缺失之过
    不可否认，小悦悦的悲剧里最该承担责任的是先肇事后逃逸的司机，其次是18位冷漠路人。但静下心来仔细思量，在问罪于虚渺的世故人情冷漠之时，更应该问责于孩子的父母。毕竟小悦悦父母疏于监护的责任，让一个2岁的孩子危险的五金城道路边玩耍，才是导致孩子遇险的原因所在。
    出事的广佛五金城，处在城村衔接地带，有来自鲁、浙、湘、粤等地的2000多家商铺。在社会学意义上典型的“陌生人社会”里，异地外来务工人员群体间，同行间难以互信，更难以建立友情。而且，五金城的治安、交通环境相当恶劣。无牌摩托车、电动车更是横冲直撞。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在父母忙于生意、监护不周之时，安全意识不足，又无专门的活动场所配置，路边的玩耍、到处乱蹿，险象环生。既没有成熟社区的互相照看，环境又是异常危险恶劣，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小悦悦受到伤害并非偶然。
    凭心而论，目前中国的经济、教育等条件并不理想，再加上大规模人口流动等原因，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面临的问题都不小。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和教育资源配备的问题尚没有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孩子生活的社会必要安全保障更是问题重重。正所谓“父母法律责任越小，孩子越危险”。想要中国执行美国那种对12岁以下儿童寸步不离的监护，有些不太现实。毕竟，在中国高速现代化发展和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取向下，生计的维护仍是所有外来务工人员考虑的首要问题。
    因此，要杜绝悲剧，全社会应有责任帮助这些流动人口中的父母们履行监护责任，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及相关体制的缺失。有时候，“社会管理创新”并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政府需要应对的。作为政府，应动用政策、财政杠杆，以及行政决策，引导全社会来解决问题。就广佛五金城来说，千家商铺，日入斗金，商城能否为商户子女提供一些安全的活动场地，适当减轻店主父母的监护负担？而政府是否应对那些努力承担社会责任、能提供“晚托班”等服务的企业，应在税收、荣誉上有所优待？或者直接愿意放手民间机构，让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填补政府力量的不足？
    这一切现实中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法的，而是政府、社会服务机构未能查查所致。因此，编者认为：只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和公权力自身守信的保障，才能更好的帮助社会公序良俗的重建，才能为道德“减负”，社会才能更好的杜绝悲剧。

    综上所述，编者认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长城也并非一天哭倒的。同样，社会道德也不会在一朝一夕中就崩塌。面对触目惊心的道德滑坡，每个人都在追寻原因：精英责怪民众无德，民众怨愤精英无良。每个人都在急不可耐地找寻可供批判的标靶，好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推卸掉自身责任，才能与己无关。其实，这不过是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心态罢了，在社会的运转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也不存在一个可以让人“不知魏晋”的世外桃源。只有人人都参与到从道德呼喊到制度重建、从修复制度之伤到道德行动，这或许是自我救赎的惟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