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成功的。5年来，中国的GDP和出口都有所增长，其他亚洲国家出口则放缓，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替代了他们。假设中国没有入世的话，我们估计中国的出口增长要比现在慢得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贸易失衡也使得贸易与政治的压力不断增长，或许还造成了资本流入过多和投资过剩。

　　第二个问题，中国入世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主要是三个观点：第一是开端良好，第二是表现尚可，第三是仍要做很多的努力。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目前拥有会员公司250家，我们在今年夏天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发现有82％的会员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与他们的公司有关并且是有利于他们的公司的。对于如何评价中国入世之后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我们38％的公司认为做得比较好，44％的公司认为表现一般，4％认为表现非常好。此外我们的会员公司还认为在分销权的准入和外贸审批权问题上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同时，还有以下领域有待改进，首先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次是对于法律法规、政府决策、生产技术标准等方面需要有非常大的透明度。其中，会员公司所反映的最关注的是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在一些服务业方面，我们认为市场的开放程度还不够。我们本月刚刚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如果完成在服务业方面的承诺，将在2010-2015年，使中国GDP增长1％到1.5％；如果取消在服务业设置的所有障碍，将会比同期增长1.5％到2.5％。

　　另外，相当部分美国国内银行根本就没有打算到中国来开展业务，所以不存在外资银行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威胁的说法，大家尽可以高枕无忧。

　　WTO不是一个贸易战，也不是一个不友好的行为。在WTO框架中，美国被诉讼了80次，欧盟被诉讼了63次，而中国仅有2次。我们可以预期，中国今后可能会面对更多的诉讼，而且中国在今后将会对其他国家提起诉讼。

　　现场问答

　　问：Robert Poole先生，美国人对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心理底线是多少？

　　Robert  Poole：在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有不同的意见，美国议会认为升值27.5％，如果问一些经济学家，大部分会说15％是合适的。根据大银行或经济学家的预计，大部分可能认为每年有5％的升值，大概连续升两三年。从我们的会员公司来说，我以为不会有统一的认识，有的是进口中国的东西，有的是出口中国的东西，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我们希望由市场分工，以一个合适的速度增长。

　　问：在执行过程当中，哪些问题是美国企业最不能容忍的？

　　Robert Poole：我们希望在三方面看到一个更快的进步，都是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都是金融方面的，第一是退休基金，第二是医疗保险，第三是证券市场。

　　问：在操作一个种子项目当中，我发现目前的农业部、商务部还有其他的部门，控制外方控股不能超过50％。业内人士认为这是错误的，也不可能控制。这能否在近期内得以解决？

　　龙永图：对于控股的问题，我在谈判的时候就感觉很困惑。比如说合资，你掌握了51％，就控制了这个公司，具有主导权，掌握了国家安全。这是形而上学的东西。股权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淡化的问题，你掌握了51％就有控制权？如果人家手上有人才，有技术，他占20％，一样可以控制这个企业。无非就是这个企业最后盈利的时候，他只能拿到20％。

　　点评

　　张建平：在我看来，WTO组织为会员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参与者能够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加入WTO之后，有些国家会更差、有些国家会更好，这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国民和企业在这个舞台上的竞争实力到底有多好。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和实力，一个公平的舞台就会提供给你公平的机会，你会欢迎他。如果你没有这种实力，公平竞争的结果就是你会被淘汰，这也是正确的结局。

　　范黎波：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像是一个现实问题，更像是一个历史问题。这个历史问题是关于WTO的得失及未来的对策。现在我们讨论它的短期效应，恐怕为时太早，更重要的是它的长期效应。

　　我们现在的不足是什么？我倒不说我们失去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对开放的认识缺乏深度。我认为缺乏深度是缺乏睿智、缺乏智慧、缺乏眼光。我们要把中国的人文精神融合进去，我想这是我们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的，或者说我们不足的地方。

　　第二，我们对人才的认识还不到位，在资本的推动下，制造、技术、人才全方位地流动。但我们的企业里面，为什么不能雇佣一批外国的人员呢？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在德国就有一批非常高级的技术人员退休了，他们没有事做，我们能否把他们聘过来？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我们要正确评价分析这件事情，应该从原来的仰视转成平视。对中国入世这五年来中国企业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我想，应该是打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无论是出口增长还是加工贸易的比例，甚至从贸易争端都可以看出来，我们贸易伙伴是认为你有能耐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才和你争端的。原来和我们争端的是非常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现在是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到技术含量相当高的电子产品，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都存在。

　　但我们之前的成功之处日后可能恰恰会成为我们失败的因素。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原来就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但现在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我们是否能够持久？可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在这个情况下，在企业的成长当中，企业要对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转型，而我们的政府需要为企业的转型和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这里就涉及到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关系。我不否认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国民待遇原则，但任何独立主权国家，它制定经济政策隐含的出发点必然是内资和本国国民优先的。如果我们把制定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放在外资和中资的平等待遇上，那我想我们完全错了。现在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毫无疑问，要以国家利益作为思考的出发点。

　　当然，我并不主张在外资企业准入方面搞保护措施，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通过开放，给国内的企业增加压力，施加压力让人进步。但施加压力、让压力促使人进步，这样的做法不能仅仅适用于中国，我们的贸易伙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他们也需要采用这样的策略。

　　文一波（北京桑德环保集团董事长）：我是搞环保的，我们这个行业可能20年之前就已经加入WTO了，中国的环保产业、中国的水务产业，过去只有外国企业可以做，中国企业不能做。上海浦东的环保项目是卖给法国的威立雅，甚至有说法是浦西水务只卖给法国的苏伊士。政府就指定，连谈都不让谈，他只卖给外国人，为什么不卖给中国人呢？都不用说WTO要保护谁，他连机会都不给我们。

　　中国的环保企业有2万多家，数量还是很多的，产值规模有几千个亿，但没有任何人研究这些企业要不要保护，没有人提过，结果中国人的市场外国人在做。目前环保做得好的还是前20名的跨国企业，他们收购、参与中国公司和项目，只挑好的，只要大的。

　　王吉鹏（北京仁达方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进步，同时，各种不进步的因素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的严重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一些领域比如金融，不是外资想不想扩张的问题，而是他们不得不扩张的问题。比如前不久我到江西某市，当地没有麦当劳，他们积极呼吁麦当劳去那里开店；未来很多行业就有可能是这样。就我所知，很大比例的国内企业打算在外资银行享有完全国民待遇后就将结算行从中资银行转移至外资银行，包括我自己。不是我们不爱国，而是我们的银行自己都不爱自己，你叫我们怎么爱他们？！

　　对于未来，资源一定会向高效率的领域集中，优胜劣汰是大自然最基础的法则。经济领域的“挤出”效应会刺激国内企业的成长。

　　仲伟志（《经济观察报》副总编）：在过去的五年里，虽然很多公司处于贸易摩擦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更多的公司获得了发展、壮大，我们为此感到骄傲和欣慰，不过我们也有义务提醒我们的企业，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功，而成为“温水中的青蛙”，未来的路还很长，其中也难免坎坷，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